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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广州十三行总商——“浩官”伍秉鉴是当时的世界首富。  
 

 
  美国皮博迪博物馆收藏的十三行象牙折扇。  
 

 
  在“一口通商”政策下,广州成为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号岸。  
 

  王中亚

  

  2000多年前,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起航;300多年前,中国的近代外贸则是从广州十三行开端。十三行又称洋货行、洋行、外洋行、洋货十三行,是清代朝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。它由封建官府势力“招商承充”并加以扶植,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。十三行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,人称“红顶商人”,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。它包括怡和行、广利行、同孚行、东兴行、天宝行、兴泰行、中和行、顺泰行、仁和行、同顺行、学泰行、东昌行、安昌行等知名商行。

  创建于康熙年间的广州十三行,是清政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,因此独享一方繁华。当时,这个远离帝京的南方商埠以其特有的商贸文化底蕴,与紫禁城内的皇家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,被誉为“金山珠海,天子南库”。清代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曾在一首《广州竹枝词》中写道,“洋船争出是官商,十字门开向二洋。五丝八丝广缎好,银钱堆满十三行”。这无疑是当年广州十三行繁荣兴旺景象的真实生动的写照。

  官方设立的对外贸易

  “特殊组织”

  自唐宋以来,广州一直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商贸港口之一,而广州十三行在十七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期间,尤其是在康乾时期得到了迅速崛起,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个特殊组织。康熙二十四年,即公元1685年开放海禁后,朝廷分别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。广东海关设立通商之后,广州商人对华洋贸易统一经营,没有专营外贸的商行。不久,两广总督吴兴祚、广东巡抚李士祯和广东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,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。住税的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的一切落地货物,由税课司征收;行税的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的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,由广东海关的征收。为此,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,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。前者称为“金丝行”,后者称为“洋货行”,即十三行。从此,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。虽然称作“十三行”,但其实有多少经营外贸的商行并无定数,时多时少,多则数十家,少则几家,只是偶尔才正合十三家之数。

  乾隆十八年,即公元1753年,十三行改制,业务被一分为二,专营海外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商行叫作“外洋行”,经营出海贸易的商行称为“海南行”。乾隆二十五年,即公元1760年,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,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,即今日泰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,称为“本港行”;而海南行则改称“福潮行”,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。这一时期,往来广州海口商船渐多,贸易发展,各行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,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,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。由此可见,广州十三行实际上是兼有商务、税收和外交多重性质和职责的半官方组织。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,凡是外商购买茶叶、丝绸、陶瓷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,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,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了称雄于商界的行商集团。

  广州十三行作为清代官方设立的对外贸易特许的商业组织,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的各项税饷,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。因此,整顿十三行经营制度,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,成为了朝廷对外贸易的重中之重。乾隆十年,即公元1745年,朝廷从广州十三行中选择了五家殷实大户作为保商,建立了保商制度。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务,承销进口洋货,采办出口商品,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,代雇通商工役。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虽然享有优先的权利,但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则必须先行垫付。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务,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,并负责约束外商的不法行为。这样虽然加重了十三行的保商责任,但是也扩大了十三行在外贸经营中的优势地位。广东十三行这个商人群体迅速崛起,与两淮盐商、晋陕商人一起,被后世称为“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”。

  宫廷指定采办洋货的

  “御用商人”

  作为官方设立的“特殊组织”,广州十三行一直为官方所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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